2017年4月20日，國際著名科技圖書出版集團施普林格（Springer）發布一份撤稿通告，其旗下期刊《腫瘤生物學》刊登的107篇文章遭撤，作者均為華人。原因是“這些論文的作者提供虛假的審稿意見。部分冒用本領域專家的姓名申請郵件地址，并在該專家不知情的情況下，從虛假郵箱向期刊提供正面夸贊論文的審稿意見”。

截至4月26日，這篇通告的下載量已達11.6萬次。中國科研工作者的學術道德與科研誠信，再次成為討論的焦點。

《財經》記者統計這批論文發現，107篇撤稿文章中，共有38篇標記了資助方。其中，有27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2項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專項、1項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專項，此外還有國家衛生計生委、教育部等部門以及各省市的科技專項。

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涉及項目總經費達1009萬元。

共524名學者遭撤稿。國內學者中，有5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名“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人擔任過“973”計劃專項的首席科學家，至少10人擔任醫院的院長或副院長職務， 2人擔任研究機構的所長或副所長職務。此外，不乏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學術新人獎”等獎項或人才計劃的獲得者。

中國醫學界可謂既失榮耀，又損經費。學風、科技工作者的學術道德、出版方的流程控制、第三方公司的逐利介入、醫生的職稱與晉升評定制度、科研主管部門的監管與引導等，皆被輿論輪番過堂。

各方都難辭其咎，但如何避免類似撤稿風波再次來襲？

“內部關系”包上國外期刊

在施普林格官網上，仍然掛著被“撤”的107篇論文，并以高價在出售，每篇論文20歐元到40歐元不等，有的論文下載量已經過萬。

作為其中一篇論文的作者之一，湖北一位大學教授林佳（化名）“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影響”，林佳對所有有關撤稿的詢問、關心都小心翼翼。

他對《財經》記者回憶，自己的時間實在不夠用，在完成論文的中文寫作后，他想到可以找第三方服務公司進行翻譯。

經百度搜索，很容易找到了一家論文翻譯公司。“本來只想讓他們把文章翻譯成英文，結果他們說有內部關系，可以包上國外期刊，就答應了。”原本這篇文章只打算投“低端一點”的期刊，“翻譯公司”畫出一個SCI“大餅”。

SCI是一個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獻檢索工具，SCI收錄的文獻能夠全面覆蓋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林佳被打動了，交費之后，果然就“中”了。當得知論文被刊登在《腫瘤生物學》，林佳也有點驚訝。林佳拒絕透露第三方公司的名稱與收費金額，但他告訴《財經》記者，“我們的做法肯定是有問題的”。

《腫瘤生物學》是一本SCI核心期刊，屬于國際腫瘤及生物標記物學會的會刊，在全球213個腫瘤學期刊中排名第104，屬于中等期刊。

此次撤稿不是施普林格的第一次。在2015年—2016年，施普林格多次對旗下的多家期刊進行過核查。僅2016一年，就有58篇論文因違規操作被撤下，其中25篇來自《腫瘤生物學》。

施普林格大中華區總裁安諾杰稱，此次撤稿事件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續。《腫瘤生物學》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虛假同行評審信息，反查了2012年至2016年發表的所有論文，從而發現這批“違規”論文。

被撤的107篇論文，涉及524名作者，除了美國威斯康辛州血液中心、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日本愛知醫科大學、芝加哥大學的7名學者外，余者皆來自中國大陸。

據公開報道統計，施普林格如今撤稿總數量已經達到450多篇。頻繁出現大規模撤稿事件，施普林格內部也存在審稿流程漏洞。4月18日，中國科協就撤稿事件與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會談時指出，出版集團和期刊編輯存在內控機制不完善、審核把關不嚴格等問題。

2016年12月，SAGE出版公司接手《腫瘤生物學》的出版事宜。在與國際腫瘤及生物標記物學會簽約時，SAGE承諾重組編輯團隊，雜志的同行評議流程也將進行調整完善。

這次被撤的107篇論文，正是在同行評議這一環節“栽了跟頭”：投稿人與第三方公司根據真實的同行專家姓名，偽造了電子郵箱并提交給期刊；在來回的稿件修改中，期刊編輯與投稿人推薦的“假專家”進行稿件溝通，并最終刊發。

完全依賴投稿人推薦的專家作為審稿人，這給投稿人“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留下了制度漏洞。

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研究員方唯碩，曾為該雜志審稿，他出于科研的謹慎，只從雜志社連連發來的審稿邀請中選了一篇審，可編輯部此后還是源源不斷地發來其它領域論文，“于是我只好給編輯去信，請他們不要再找我審稿。當時我覺得這個雜志有點不負責任，不愿意再和他們合作。”方唯碩說。

一名科技類出版社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選擇審稿專家時，完全選擇投稿人推薦的專家，起初可能是因為雜志自身的專家庫有限，但如果一直這樣做，是一種偷懶行為，或故意而為之。

“頂級的期刊通常是由主編選擇審稿人。”該人士表示，著名科學期刊《自然》《細胞》的審稿人是由主編決定的，《科學》則是兼有作者推薦制與主編決定制。

追責不能“雷聲大雨點小”

盡管施普林格一再聲明，撤稿不是針對中國作者，可中國論文的超高比例，仍然令公眾唏噓不已。

除了國內學術道德再遭重創外，這些論文背后，由納稅人貢獻的科研經費也可能受損。

《財經》記者統計，被撤的107篇論文，共有38篇標記了資助方。按照相關規定，如果學者將發表論文作為課題成果的一部分，需要在文后標注研究資助方。

在這38篇標注資助方的論文中，其中有2篇獲得“973”計劃資助，1篇由“863”計劃項目，27項/次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此外，還有1項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1項國家衛生計生委項目、1項教育部項目，以及25項省級、2項市級、6項其他科技項目資助了相關論文。

從資助資金看，其中一項“973”計劃項目的資助總金額高達2900萬元。27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總資助金額超過一千萬元。

“一篇文章出問題、被撤稿，并不能否定一個科技項目整體的完成，但是一旦完成對撤稿文章本身學術價值的評估，資助項目主管部門是可以估算出經費損失的。”一位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對《財經》記者分析，梳理出項目資助方與金額，至少可以讓公眾看到哪些機構要參與撤稿的后續調查，“目前來看，基金委、科技部、衛生計生委、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的科技部門，是有調查的權利和義務的”。

在歐美國家，如果科學家出現學術不端的行為，一般視情節處理，輕者撤稿、禁止在該期刊投稿，資助基金停止撥款、追繳撥款；處罰重的，會終身禁止申請科研項目，停職，解聘；更重者，會追究刑事責任。

2014年6月，旅美韓國科研人員韓東杓因偽造研究數據、提交不實報告以獲得政府資助等聯邦項重罪被起訴，最終獲刑57月，罰款720萬美元，出獄后還要接受3年的管制。

在中國，鮮聞學者因為研究數據造假、同行評議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獲刑，即便是被開除的也極為少見。2015年頒布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資金管理辦法》，與2007年開始施行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條例》，并未涉及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處理。

“至少也應該要求這些作者退回涉事資助項目的科研經費，挽回國家的損失。”上述北大教授說。

2015年1月30日，中國科協、教育部、科技部、國家衛生計生委、中科院、工程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聯合印發《發表學術論文“五不準”》通知。印發該通知的起因，正是當年發生多起論文被撤稿事件。

“五不準”具體指：不準由“第三方”代寫論文；不準由“第三方”代投論文；不準由“第三方”對論文內容進行修改；不準提供虛假同行評審人信息；不準違反論文署名規范。

該通知要求，“各單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對被撤稿作者開展調查，對違反‘五不準’的行為視情節作出嚴肅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報上級主管部門備案。”

但，通知中沒有明確“嚴肅處理”的形式是如何。

方唯碩曾撰文稱，在追責學術不端的問題上，雷聲大雨點小似乎已經是“標配”。其實在撤稿事件上管理者要想有所作為，就是增加追責學術不端者的意志和行動力。“很多時候無非是因為難做就不做罷了，也有根本不想做的情況”。

其實，針對2015年3月開始的撤稿事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已經有所行動。2016年底發通告稱，對于2015年的4批、117篇集中撤稿，基金委對其中涉及科學基金項目的28篇被撤論文展開集中調查。對13項處于評審狀態的申請項目終止評審程序，對52位相關責任人和1個依托單位作出嚴肅處理，并追回了相關基金。

這次施普林格撤稿事件，有六名涉事的作者所在機構——武漢大學已經啟動了調查程序。“我們只能等著結果，我估計肯定有處罰。”林佳說。

論文“綁架”醫術

107篇撤稿均來自醫學界，文章的作者絕大多數就職于醫院或醫學院附屬醫院。大面積的學術造假，源自于國內醫療學術界對登上國外期刊的饑渴，而這份饑渴背后，“論文至上”的職稱評審機制影影綽綽。

讓拿手術刀的醫生抽身做科研、發論文，這源自中國的職稱評審和晉升制度。南通大學副校長兼附屬醫院院長高建林在評價此次撤稿事件時認為，撤稿跟職稱晉升制度有關系。

林佳將自己被卷入撤稿風波，就歸咎于職稱評審的壓力。“按照現在醫生職稱評審制度要求，我們恨不得天天寫論文，哪有時間做手術啊？”林佳說，“寫文章的醫生和做臨床應用的本來就不是一樣的方向，現在都混一起了。”

全國的醫療系統將論文作為評職評定的硬標準。論文，不但決定晉升之路，且與醫務人員的收入緊密相連，因為隨著職稱的上升，收入也隨之增長。

2015年2月，丁香園網在約2000名三甲醫院醫生中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26.87% 的醫生表示，在中級職稱的評定中需要1篇核心期刊的論文；23.55%的醫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

在副高級職稱的評定中，對論文要求再上一個臺階。31.54%的醫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23.08%的醫生表示需要3篇核心期刊，而18.41%醫生表示必須發表SCI論文。高級職稱對論文的要求更加嚴苛，多數機構規定必須發表2篇以上的核心期刊論文。

“我是一個一線醫生，不是大學教授，評定我工作的標準應該是臨床判斷水平、手術實施水平、挽救危急病人的數量吧？但實際上，論文才是命脈。”廣州某大學附屬醫院的一位陳姓醫生向《財經》記者抱怨“身份尷尬”。

臨床型、以科研為目標的醫生，發表論文是天經地義。可在醫療領域，教學醫院和非教學醫院劃分非常模糊，對這兩類角色的醫生職稱評定要求也沒有明確區分。工作側重方向的含糊，加上職稱評定的論文“死標準”鞭打，非教學醫院的醫生也在這個死循環中奔跑。

“對于一個臨床型一線醫生來說，合理的職稱評審標準有兩個：執刀手術數量與患者綜合評價”。林佳說。

與林佳不同，南通大學醫學院教授張一心并沒有太多的職稱評審壓力，他參與的一篇論文也在107篇中。1983年畢業于南通醫學院醫療系的張一心，目前是南通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南通市醫學重點人才，肝癌多學科綜合治療小組首席專家。“我算是到頭了，我該評的都評了。”張一心說，“雖然我本身沒壓力，但我認識的不搞科研的醫生們，論文壓力實在太大了。”

《財經》記者查詢涉事的524名作者簡歷發現，有近百名作者是副主任醫師，很多論文的署名作者搭配是，一個主任醫師、配上若干個副主任醫師。

職稱評審制度對于醫生來說像一道枷鎖，而職位的晉升、好醫生的評價，不完全看醫術，主要看論文數量與影響因子；而在美國，“一個醫生醫術的高低，主要是從他的患者轉診量評判”。上述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告訴《財經》記者.

糾偏醫生的“唯SCI論”，國內的學者有過不少呼吁，相關的部門也出臺了有關法規。

2015年，國家衛生計生委聯合人社部出臺《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工作的指導意見》，不再將論文作為基層醫護人員職稱評審的必須條件。

雖已有明確規則，但是現實中并沒有嚴格的執行。“（職稱晉升制度）近年來有所改進，但尚未到位：不論醫院等級，不論醫生特長，過于追求 SCI。其實國內對醫院、學科、學術、人才的評價體系與制度都是如此，真正能量化評價、予以采信的大都是科研指標。”高建林說。

山東省一名鄉鎮醫生，現在是普通醫師，他告訴《財經》記者，如果要升級職稱，他必須得發兩篇論文才有機會。

輿論質疑醫生的職稱與晉升制度，甚至認為制度本身存在“逼良為娼”的現象，但仍有不同聲音的存在。“制度永遠都會有漏洞，但也不是一無是處，關鍵是人們在制度下如何行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接受《財經》采訪時說，“其實并不是逼良為娼，而是逼得壞人現形。”

盡管為身邊的同事抱不平，張一心仍然認為傳統的醫生職稱評定有一定道理，“論文、科研成果和執行項目三方面缺一不可，但非教學型的醫生，論文要求可以放松點”。

那么，如何劃分非教學型和教學型醫生，對非教學型醫生論文要求放松到什么程度，這還需要學界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