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黃宗彥    每經編輯｜吳永久    

近日，生態環境部發布第五批6項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方法學征求意見稿。至此，CCER方法學從2023年首批4項擴容至累計13項，覆蓋領域也從風電、造林等“本身綠”領域，延伸至建筑節能、農業廢棄物處理等“高碳轉低碳”的轉型領域。

對于這一趨勢，龍源電力及岳陽林紙等公司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CCER市場加速擴容，對公司本身而言可以增添新的業務方向，也有利于對中國可參與國際碳市場規則制定，提升中國在全球碳治理中的話語權。

此外，記者注意到，8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加強全國碳市場建設的意見》，提到“積極發展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結合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將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外部壓力，國內CCER市場正站在關鍵發展節點。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向記者分析表示，目前我國CCER參與國際碳市場可能還為時尚早。“國際碳市場整體發展對方法學、項目審核及風險防控的要求較高，更嚴格。特別是在歐洲的CBAM框架下，各方對“漂綠”問題十分警惕，無論是產品層面還是投資融資層面的行為，都受到高度關注。

上市公司布局CCER項目有利增收

CCER市場自重啟后正加速擴容。

據悉，加上本次發布的6項方法學征求意見稿，今年以來生態環境部已累計發布4批共15項CCER方法學征求意見。不單是方法學數量增多，項目涵蓋的領域也從風電、造林等“本身綠”領域，延伸至建筑節能、農業廢棄物處理等“高碳轉低碳”的轉型領域。

岳陽林紙相關人士向記者分析表示， CCER方法學加速擴容透露出三點信號：第一是標志著CCER市場正從初期試點逐步走向成熟，從“單點突破”到“全產業鏈覆蓋”。第二，我國將加速農業、建筑、工業等領域的低碳轉型，為全國碳市場提供更多低成本減排量，助力2030年碳達峰目標；第三，通過發布具有我國特色的方法學（如淤地壩碳匯），中國可參與國際碳市場規則制定，推動“規則出海”。提升中國在全球碳治理中的話語權。

這種轉變與我國綠色低碳發展的整體進程密切相關。“過去我們更側重于純綠色領域的供給，如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綠色交通和綠色建筑等，相應的碳市場CCER方法學也主要圍繞這些領域設計。然而當前，社會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重點已轉向‘全面性’，不再簡單區分綠色與非綠色領域。”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

不過，李志青也強調，盡管擴容速度加快，CCER市場仍處于“試點培育向規模化過渡的準備階段”。“相較于2017年前的市場，當前方法學數量雖有提升，但仍需從防‘洗綠’、降風險、擴實質減碳三個維度夯實基礎，避免盲目追求規模而忽視減排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層面已開始積極響應這一趨勢，但不同行業的布局邏輯存在差異。

作為以風電、光伏運營為主的能源企業，龍源電力相關人士向記者表示，公司已設立專業碳資產管理公司負責CCER項目開發與交易，這是清潔能源業務的附加價值延伸——比如海風項目可衍生出CCER資產。但布局CCER項目不會上升到公司戰略層面，更多是利用技術儲備捕捉市場紅利，增加一些收入。

對于第五批方法學涵蓋的領域，該人士透露，龍源電力會基于現有業務參與市場開發與交易，但暫不涉及紅樹林等非主業領域的項目。

岳陽林紙則將CCER視為戰略重塑的重要抓手。前述岳陽林紙相關人員向記者表示，方法學擴容正在產生實質性影響：一是業績貢獻。公司現有林業碳匯、生物質發電等項目將加速實現碳資產變現，形成新的利潤增長點；二是業務升級，推動公司將傳統業務與碳資產開發深度融合，提升項目綜合收益；三是戰略重塑，CCER機制正倒逼公司重新評估各業務線的碳價值，驅動資源向高減排潛力的領域傾斜，為未來參與碳金融等創新業務奠定基礎。

此外，岳陽林紙還透露，公司正積極推進新方法學的研究與應用探索工作。已針對農業、工業減排、建筑能效提升等方向開展了深入的可行性研究，積極布局。

專家：CCER對接國際“為時尚早”

在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加強全國碳市場建設的意見》，提到“積極發展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

加上今年以來CCER方法學的快速擴容，有觀點認為，我國CCER市場加速發展的趨勢與2026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歐盟碳邊境稅（CBAM）有一定聯系。

據悉，去年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就新的氣候融資集體量化目標（NCQG）、《巴黎協定》第六條國際碳市場機制等關鍵議題，達成了名為“巴庫氣候團結契約”的一攬子平衡成果。

其中，《巴黎協定》第六條的核心是建立一個由聯合國監督的碳信用機制，幫助各國和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減排目標。

而我國的CCER項目如何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對接國際規則，是市場參與者關注的焦點之一。

李志青直言，當前CCER參與《巴黎協定》第六條框架下的跨境碳交易“為時尚早”，核心瓶頸在于國際認證標準的差異。“歐盟對‘洗綠’的警惕性較高，無論是產品層面還是投融資層面，都要求減排項目具備可追溯性、額外性和永久性，而我國部分轉型類項目的額外性論證、動態監測體系仍需完善。

他進一步解釋，國際碳市場對方法學的要求不僅是“靜態標準”，更強調“動態更新能力”。“比如農業廢棄物集中處理項目，其基線排放系數可能隨技術進步變化，方法學需要定期調整；而我國部分方法學的更新機制尚未完全理順，這會影響國際市場對CCER的認可度。”

此外，數據互聯互通也是關鍵。“歐盟CBAM要求企業披露全產業鏈碳排放數據，而我國部分高碳行業的碳數據統計仍存在碎片化問題，這需要政策層面推動統一數據庫建設。”

企業對國際對接的態度則更為務實。龍源電力相關人士認為，當前方法學加速擴容的重要目標之一，是通過（規范）制度提升CCER的國際公信力，實現減排額度和數量的國際互認。

在李志青看來，CCER方法學標準通過國際嚴格認證，目前仍面臨諸多挑戰，比如，涉及數據公開透明、項目額外性認定以及方法學的動態更新等方面。特別是在高碳向低碳轉型的項目中，相關認定標準將更為嚴苛。因此，當前的重點與難點在于，如何在標準、數據庫及風險防控等方面實現與國際的互聯互通，進而贏得國際市場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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