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余蕊均 實習編輯 廖 丹    

▲楊偉民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也是當前中國擴大內需與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結合點。正確的城鎮化政策既能擴大有效投資、刺激消費需求，也能推進空間結構、經濟布局與人口分布的結構性改革。

8月1日上午，在“第二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上，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分享了他對當前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看法。

楊偉民在提到城市用地和人口的匹配問題時指出，過去常說我國“地大物博”，現在我們對“物博”已經有了正確的認識，知道資源是短缺的，但對“地大”還缺少正確認識——雖然我國富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空間，但人均平原面積只有860平方米。“城鎮化、工業化都要靠這點面積，集約利用平原非常重要。”

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楊偉民表示，現在城市發展上的很多問題，是由于做法和認識上都存在問題，導致了中央政策與地方落實之間存在一些偏差，同時，相應的制度改革也應盡快推進。

“不要農民是一套體制，城市人是一套體制，這樣怎么能夠打通城鄉呢？我們最終要現代化，首先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市場體系。現代化市場體系就是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城和鄉沒有區別。”他對記者說。

人均平原面積僅860平方米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其中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我們真正按經濟規律辦事了。”楊偉民說道。

在楊偉民看來，過去40年，城市發展之所以出現了農民工難以市民化、造城運動、房地產泡沫、人地失衡、職住失衡等問題，原因正是沒有按照城鎮化的規律來辦事。

會上，楊偉民從“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城鎮化布局是集中的”、“城市用地和人口要匹配”、“城市是不同職業的人組成的”、“城市用地結構要均衡”、“城市是要職住平衡的”和“城市規模要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等七個方面，對下一步城鎮化進程提出了建議。

他還提到，城鎮化是農業人口向城市集聚、農業用地按相應規模轉為城市建設用地的過程。但人地要平衡，進多少人占多少地，而不是反過來占多少地就要進多少人。

“在土地財政模式下，城市只要地不要人，都認為給自己的土地指標太少了，而中央要求他們給進城務工人們落戶的時候卻遲遲沒有動靜，結果是城市建設用地的規模超出了人口集中的規模，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這是不符合城市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也嚴重背離了中國‘人多地少平原缺’的國情。”楊偉民說。

他進一步解釋說：“所謂‘人多地少平原缺’，我國雖然有960萬平方公里陸地國土空間，但山地占33%，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只占12%，丘陵占10%，人均平原面積只有860平方米。而美國人均平原面積為12500平方米，歐洲是人均8400平方米。”

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衣食住行，城鎮化、工業化，必須主要依靠這部分平原。“集約利用平原非常重要，如果浪費濕地占用平原是在吃子孫飯、斷子孫路。”楊偉民強調。

他希望，在大家意識到我國并非“物博”的情況下，能夠進一步正確認識“地大”問題。

控制人口應先弄清“城市”概念

去年夏天開始，“搶人大戰”成為城市發展中的一大熱點，引發了廣泛關注。但在楊偉民看來，“搶人大戰”并非符合城鎮化的規劃，因為只要白領，不要藍領，城市是根本無法運行的。

他指出，城鎮化之所以成為必然，是因為城市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為城市的社會分工可以不斷細化、深化，互相創造需求和供給。“許多城市都要建成高大上的功能，比如都想成為科研中心，但是建成科研中心，光有科學家就能建成嗎？科學家也要吃喝拉撒，也要有人為他服務。”

更嚴重的是，楊偉民表示，我國現在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已經呈現出人民未富但成本先高的狀態。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讓農民工進城干活，不讓他們在城市落戶。這表面上看是降低了城市的公共服務費用，實際上卻助推了全社會人力成本超階段地快速上漲，對保持城市競爭力十分不利。

他希望能夠進一步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

楊偉民解釋說，供給側改革的一個宏觀背景是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幅度減少，而應對策略之一則是要擴大勞動數量。擴大勞動數量并不是要增加每一個勞動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勞動時間，而是要增加勞動者一生的勞動時間。

但現狀卻并不能令人滿意。楊偉民說，不讓農民工市民化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少農民工40多歲就回鄉了，也就是“退休”了，他們一生就減少了20年工作時間，少掙了20年的錢，這是對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為什么農民工進城落戶這項工作進展緩慢？在他看來，背后涉及到“城市”的概念問題。

“中央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但那個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在中國至少有3個由大到小的城市概念，一是行政區，即直轄市、設區市的轄區面積，二是城區，就是設區的市，三是中心城區，比如北京的中心城區是城六區。”楊偉民說，“這里的‘城市’指的應是中心城區。”

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比如說按照發改委原來發布的關于城市規模劃分的文件，特大城市的人口是500萬，就應該是指中心城區人口500萬。“你說重慶是直轄市，有3000萬人口，超過500萬的人口他就一個不能落戶了？肯定是不對的。”

楊偉民表示，現在城市發展上的諸多問題源于在做法和認識上的不足，也就導致了中央政策與地方落實之間存在一些偏差。與此同時，相應的戶籍、土地、教育等制度改革也應盡快推進。

（實習生鐘雨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