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付克友

一根牙線棒，引出一場執法風波，更戳中了一個現實痛點。近日，無錫市民錢先生反映，他開車時嘴里叼牙線棒，被認定為“妨礙安全駕駛”而受到警告處罰。此事引發輿論關注，最終以宜興市交管部門撤銷處罰而告一段落。但其中暴露出的法條解釋隨意性、擴大化問題，卻不容小覷。如何避免類似事件發生，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法治議題。

執法的權力為什么敢“任性到牙縫”？很大程度上，在于一個“等”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駕駛機動車不得有“撥打接聽手持電話、觀看電視等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該案中，正是這個“等”字，成為一些執法部門擴大解釋和行使處罰的理由。

“等”字在法律條文中并不少見，也確有現實必要性。它的語法含義是指沒有列舉完的“等外等”，目的是為了兜底，防止立法滯后于現實，讓法律更具適應性和生命力，同時也賦予執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比如前述法條，“撥打接聽手持電話”“觀看電視”屬于多發、常見的妨礙安全駕駛行為，因此立法者予以列明。但除這兩項行為之外，實踐中還存在或可能會發生其他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由于法律條文容量限制等原因，立法者無法窮盡所有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為免“掛一漏萬”，因此使用“等”字。

作為立法技術，“等”字本無可厚非，但根據法學界觀點，在執法過程中，應遵循兩大原則：一是兜底條款的解釋應堅持“同類解釋原則”，即“等”字所涵蓋的行為，必須與法條明確列舉的行為具有同等性質和危害程度；二是兜底條款的適用應堅持“過罰相當原則”，即行政處罰的輕重必須與違法行為的危害程度相匹配。

顯然，“牙線棒事件”中的執法違背了這兩大原則。考量駕駛者的具體行為，相較于法條列明的兩項行為，在妨礙安全駕駛的程度上相對輕微，至少無法相提并論。

可以說，在法治的天平上，一個小小的“等”字，考驗的是權力與權利的邊界，折射的是執法者的智慧與謙抑。

執法權力的邊界是“法無授權不可為”，公眾權利的邊界是“法無禁止即可為”。如果執法者缺乏相應的智慧與謙抑，“等”字就可能成為執法者“拍腦袋”決策、擴大化執法的“依據”。它本來是法律必要的彈性空間，卻為權力任性提供了可乘之機，變成了可以裝下很多合法行為的“籮筐”。

在行政執法領域，權力借“等”字任性作為的現象并非個案，偶有發生。比如，在交通管理方面，有司機因開車喝水或嚼口香糖被罰，理由同樣是“妨礙安全駕駛”；在治安管理方面，有網友因在微博、微信群發表激烈言論，被以“其他尋釁滋事行為”為由行政拘留；在安全管理方面，有小微企業因未張貼安全標語等輕微問題，被以“其他違反安全生產行為”為由處罰；在環境管理方面，有農民散養畜禽被認定為“其他污染行為”，進行整改或罰款??

這些現象的共同特點是，執法者脫離具體情境，把立法者預留的解釋空間，變成了權力的彈性空間。于是乎，“等”字是個“筐”，發現問題就往里面裝。“等”字在這里，異化為“口袋式執法”的工具，讓公眾陷入“動輒得咎”的不安之中。

執法的權力這次“任性到牙縫”，根源上是權責不對等，延長了權力的觸手。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裁量”的空間如果沒有制度約束，極易演變為權力任性。

因此，要避免類似“牙線棒事件”的發生，也就必須“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一是從源頭上減少“等”字的使用，為“等”字設定明確邊界，減少自由裁量空間；二是在執法過程中對“等”字的應用，要細化法條解釋和執法標準，堅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原則，避免成為“口袋式執法”；三是對“等”字執法結果，不僅要有內部監督，更要有外部監督，強化程序正義，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等”字不是權力任性的“籮筐”，而是法治進步的彈性空間。每一次任性的執法，都在消耗公眾信任，也在冷卻法治溫度。權力不能“任性到牙縫”，而是要堵住“牙縫里的漏洞”。執法之筆寫好法律條文上的每一個“等”字，讓每一次執法經得起法律和時間的檢驗，方能守護公眾信任，彰顯法治的公正與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