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林姿辰    每經編輯｜陳俊杰    

“2012年在上海成立亞洲臨床腫瘤學聯盟（FACO)時，我們中國專家更多的是向日本、韓國同行學習；現在，在2025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SMO）大會上，近20%的重磅研究報告來自中國團隊，這是過去很難想象的。”

這是秦叔逵的親身感受，他是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主要創始人和著名的臨床腫瘤專家。10月26日，秦叔逵在第十屆醫藥創新與投資大會上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簡要介紹了中國腫瘤領域近十年的滄桑巨變。

在他看來，中國創新藥在某些領域的領跑，不代表整體領先。未來，本土藥企如何突破“Fast Follow（快速跟隨）”困境，在全球競爭中真正站穩腳跟？中國創新藥在源頭創新上有哪些提升的空間和方向？這些都是行業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秦叔逵接受媒體采訪 主辦方供圖

中國醫生從“跑龍套”，到成為大型國際研究的主要研究者

10月21日，2025年ESMO（歐洲腫瘤內科學會）年會在德國柏林閉幕。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藥企共有23項研究結果公布亮相，其中涉及10家港股上市的藥企相關創新藥物的臨床報告，幾十位中國臨床腫瘤學專家報告的重磅數據，給全世界的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學術影響廣泛而巨大。

其中一則就發生在肝癌領域。周儉和樊嘉院士團隊公布的CARES-009大型III期研究顯示：圍手術期采用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雙艾”組合）方案，獲得了預期的良性結果能夠顯著延長肝癌患者的無事件生存期，中位EFS（無事件生存期）長達42.1個月，較單純手術延長了近兩倍；主論文同步發表于國際頂刊《柳葉刀》（Lancet)上，引起業界轟動。

秦叔逵表示，原發性肝癌高發難治，中國的發病與死亡人數在全球占比均超過了40%，且疾病本身具有高度異質性。在這一領域的發展歷程中，從早年吳孟超、湯釗猷和孫燕院士等老一代醫學家奠定了臨床診斷與治療的基礎，到近年樊嘉、董家鴻、周儉、沈鋒和劉連新等專家積極領銜，聯合肝膽外科、內科、放療科以及影像科等多學科精誠合作，共同攻堅克難，中國肝癌領域的診治和研究水平實現了革命性提升。

截至目前，國家藥監局已經累計批準了20款藥物與方案可用于肝癌一線、二線治療，數量超過了美國、歐洲與日本獲批同類藥物或方案的總和。而且，在這20款抗肝癌藥物中，秦叔逵教授及其團隊深度參與了18款的臨床研究，并在多數項目中擔任全球、亞太地或者中國的主要研究者（Leading PI），中國研究者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種情況20年前難以想象。秦叔逵回憶稱，1997年前，中國腫瘤臨床學會還未成立，中國醫生參加亞洲臨床腫瘤學大會時，只能在臺下聽講，因為手里只有個案報告或單中心小樣本資料，拿不出一項多中心協作研究。即便是10年前，中國醫生在國際臨床試驗中的參與感，也多源于在中國的小型橋接試驗（指在新地域開展的附加試驗，而非最先開展的注冊性臨床試驗），“跑龍套，隨大流，沒有決策權”。

秦叔逵舉了一個例子——2016年，也就是9年前，他和李進教授等曾與來中國訪問的某著名跨國藥企總裁座談。他們問道：“你們公司在中國開展過早期臨床研究嗎？你們公司針對肝癌、鼻咽癌等中國高發腫瘤有過專項布局，在中國開展臨床研究嗎？你們公司邀請過中國專家擔任大型國際研究的PI（主要研究者）嗎？當時對方的回答都是“No”。

現如今，上述三個“No”已經變成了三個“Yes”——這家跨國藥企不僅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還邀請中國專家主導早期臨床研究和國際多中心大型臨床研究，同時針對中國的特色腫瘤量身定制，積極開展研究。

秦叔逵認為，這表明經過多年的學習進步，中國醫生水平不斷提高，也促使跨國藥企改變了態度，予以重視，達到平等對話和積極合作。

產學研協同尚存在“斷鏈”，基礎轉化研究亟待提升

除了臨床醫生的不懈努力貢獻，中國創新藥能在全球崛起，既離不開國家藥監局、衛健委和科技部門的支持助力，也離不開本土藥企的厚積薄發，由仿制轉向創新。

2025年是中國創新藥海外BD（商務拓展）的大年，據醫藥魔方統計，迄今中國本土藥企新藥對外許可授權獲得的總金額，已經突破1000億美元，為有史以來未有的巨大突破。

一時間，“中國創新藥世界第一”的說法不脛而走，氣氛熱烈高漲，但秦叔逵卻發出了冷靜的“拷問”：目前在腫瘤學領域最火的單抗、雙抗、ADC、溶瘤病毒和分子疫苗，哪一個重要技術平臺是本土企業原創的？出海轉讓超過1000億美元，為什么幾乎所有的藥物還是快速跟進（Fast-follow）？

“我們的Fast-follow做得很好，發展迅猛，可喜可賀，但在興奮的同時要注意戒驕戒燥，要看到不足——到目前為止中國新藥的創新性技術平臺還比較薄弱，有人講幾近為零。”秦叔逵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上述新藥的核心技術，大多是國際藥企首創發明，并且還掌握在其手中，而中國本土藥企的優勢在于快速跟隨和優化，但是在新靶點、新機制、新技術的原始創新上，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秦叔逵告訴記者，原始創新的源頭應該是基礎研究上的突破，通常基礎研究的主力應是大學和研究所，而不是臨床醫生，也不是中小藥企。目前，中國產、學、研協同尚存在協調不力和“斷鏈”問題，大學和研究所的基礎研究往往是“閉門造車”，與臨床需求脫節；許多藥企由于人才資金缺乏和短期利益驅動，更傾向于Fast-follow和me-better；而廣大臨床醫生雖然面臨實際問題，可以發現迫切需求，卻缺乏將需求轉化為研究的資源、經費與能力，

“因此，不要去過早地宣揚‘中國創新藥世界第一’，過分自我陶醉，這不僅不科學客觀，還可能會給進一步的國際合作帶來阻力。”秦叔逵強調，過去十多年里，中國創新藥取得了長足進步，值得肯定，但是與歐美日國家相比，在基礎研究、創新技術以及全球商業化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差距，“某些領域領跑”不代表“整體領先”，整個行業仍需要清醒認識，學習先進，腳踏實地補短板。